因為現代世界經濟發達，人們平均所得富有了，很多人都可以搭乘飛機。因此飛機是現代人常使用的交通工具，每天有無數的飛機在天空中飛來飛去，不但使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更加快速，製造更多人民就業的機會和經濟文化的交流，同時無形中也把我們居住的地球變小了。

近年來因為油價飆漲，由當初的每桶廿九美元飆漲至近一百美元，機票也因而水漲船高。但國際航線卻沒有因汽油漲價而停飛。到了淡季時間仍有廉價機票以招攬更多乘客觀光旅遊。

卅多年來，我搭乘飛機的次數已無法計算，世界五大洲都曾經走馬看花旅遊過，雖然說搭乘飛機是現代人稀鬆平常，不值得炫耀的事。但是在我多次搭乘飛機出入境各國際機場海關時，卻經歷過不少光怪陸離的趣事，令我印象深刻，終生難以忘懷。

一九六七年暑假，那時我擔任桃園縣私立泉僑中學的教務主任，奉父親清英公之諭，要我回印尼椰加達省親，因我離開印尼已九年多了。那時中華民國與印尼之間還沒有互設代表處(台灣駐印尼的中華商會和印尼駐台北的辦事處)，因此要去印尼必須要到泰國曼谷印尼大使館辦理入境簽證手續，簽證費貴得嚇人，收費貳佰美元，是全世界最貴的簽證費。台北到印尼的雙程機票新台幣二萬多元，簽證需要三天時間，要在曼谷住上三天旅館，旅館費每天約一百美元，去印尼一趟的費用，即使不吃不喝，在台灣教書可要花上好幾年時間，是一件可怕的事。

當飛機要降落曼谷國際機場時，空中小姐發給每位旅客一張移民廳入境申報表，我填好後，坐在鄰座的一位年輕華人以廣東話問我，可以幫忙他填表嗎?因為他不懂英文，我幫他填好了表格，我們一起走下飛機，他走在我前面，我看到移民廳及海關人員間他話時，他都一路搖頭擺腦，表示聽不懂他們的問話，很快他就順利出關去了。輪到我時則問七問八，尤其海關官員更是無理取鬧，我只不過隨身帶了幾罐台灣茶葉、及一些土產，他們就是不肯放行，我解釋在曼谷只是過境三天，目的地是印尼，他還是不以理會，爭持了半天，還是僵在那兒，進退不得，後來有一位當地僑胞走過來對我說:因為你是華人，跟他爭吵是沒有用的，給他十元美元你就可以出去了。我馬上聽取他的意見，果然生效，早知如此，何必花了那麼多時間爭得面紅耳赤呢?原來那位香港年輕人，不會講英語也有好處，可以省得爭吵又可以節省十元美金，使我學到經驗，所謂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在曼谷印尼大使館辦妥簽證，三天後回到印尼。

記得我們中山中學母校李劍民校長當時擔任中華民國駐泰國曼谷大使館專員，一位同鄉吳宏淵先生則任秘書，當天晚上季校長請我吃飯，第二天早上吳宏淵先生帶我去印尼大使館辦理簽證事宜。下午有一位椰加達鄰居楊佛生同學來旅館找我，開車帶我去曼谷著名的玫瑰花園觀光，回程時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事，他的車子引擎蓋沒有關緊，車子走在高速公路上，引擎蓋被強風掀起，直往後壓，把整個擋風玻璃打得粉碎，力量之大可想而知，我們倆人全身都被碎玻璃所覆蓋，一時眼花撩亂，意識昏迷，失魂落魄，以為走到鬼門關去了，車子在公路上左搖右晃，難以控制，嚇壞了來往車輛的許多駕駛人，真是驚險萬分，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最後車子慢慢停了下來，停在路旁，感謝上帝保佑我們，我們毫髮無傷，只是飽受一場虛驚而已，沒有造成不幸事件，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啊！按楊佛生同學，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畢業後，考取泰國某工程公司，到曼谷工作取妻生子，落地生根，開枝散葉，成為泰國華僑了，如今失去聯絡卅多年，不知他近況如何?不勝懷念之至。

一九六八年夏，我再度回印尼，黃增文醫生聽到我回印尼，相約要與我同行，按黃醫生是我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第一批單程回台灣升學的朋友，他高中畢業於椰加達巴城中學，於是我們同班飛機前往曼谷。臨行前，我將去年在曼谷機場發生的事告訴他:到了曼谷，無論遇到移民廳官員或海關人員，都裝作聽不懂英文，見人就搖頭擺腦，好似傻瓜一般，他們就無可奈何，因為泰國官員習慣了看到華人就要無賴要錢，華人成為砧上肉任人宰割，如果不給錢，就故意刁難，殊知黃增文聽了我的忠告不當一回事，以為我故意嚇唬他，當作耳邊風，結果我搖頭擺腦，一問三不知，很快就通關出來了，我在外面等了很久還不見地出來，我知道他一定碰到麻煩了。原來他與海關人員吵得很兇，最後牠的行李被扣留，一個人空著雙手走了出來，氣得面紅耳赤，破口大罵，果然嚐到了苦果，這是他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的後果。

三天後我們辦妥簽證，趕去機場回印尼，到了機場黃增文憑單去領取行李，結果海關人員大敲竹槓，獅子大開口，要黃增文繳交行李保管費三天二百美元，當場氣得黃大醫生上孔冒煙，啞口無言，他發下重誓，以後永遠再也不會到泰國來了，事隔多年後，黃大醫生是否還記憶猶新?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我第一次奉派前往南非服務，那時還沒有直航班機，我搭國泰班機經香港至新加坡，然後轉機到南非約翰尼斯堡，當飛機降落新加坡彰宜機場時，空服員依例發給每一位旅客一張入境申報表，我填好後，有一位前座中年華人旅客用廣東話請我幫他填表，我二話不說立刻幫他填。那位鄭先生是持香港回港證，事隔多年，我依稀只記得他姓鄭，他的大名已忘了。下機後我明了計程車去旅社，那位鄭先生很快跟了過來，問我去哪裡?我說去旅社，他說他也要住旅館，我們一起去吧，於是我們同乘一部計程車前往，到了旅館，他搶著付車資，到了晚餐時間，鄭先生來敲我的房門，要我與他一起去牛車水吃晚餐，吃完晚餐，他又搶著付錢，我好似出門遇到一他大善人，我等於白吃白坐計程車，覺得很不好意思，因為我們只是陌路相逢，談不上半點交情，也沒有甚麼關係，非親非故，要陌生人破費招待，很過意不去。在吃晚餐時，因沒有甚麼話題可以談，他吃他的，我吃我的，吃完晚餐後，他說他有事情要辦，我也因明天一大早就要離開新加坡，於是就回旅館去睡覺。

第二天清早五時起床，六時趕去機場，八時起飛，未與他再見面，到了南非約翰尼斯堡。十多天後，有一天去辦公室看到香港出版的《香港時報》新聞:「香港大毒梟鄭某其在新加坡落網，依新加坡法律，販毒證據若確鑿，將判處絞刑。」看到這條新聞，有如睛天霹靂，把我嚇了一大跳，好在我第二天一大早八時就離開新加坡，如果我在新加坡多逗留幾天的話，一定會被他拖下水，拉個人墊背，造成不白之冤，因為我們同乘一班飛機抵達新加坡，同乘一部計程車，同住一間旅館，又一同去吃晚飯，同進同出，如果被新加坡警察盯上跟蹤，真是百口莫辯，一同被判處死刑罪。奈何橋下多了一個冤魂。有了這個可怕的經驗，不管是我自己，也奉勸同學朋友們，不是認識的朋友，出門在外處處要小心，不要隨便做好人，尤其不要貪小便宜，佔了便宜要吃大虧，以免造成不可收拾的意外事情，遺憾終身。

一九九七年一月底我奉命第一次去模里西斯訪問，在飛機上有廿多位大陸乘客，他(她)們是
廣州市商展團，他們參加南非約翰尼斯堡復活節國際商展(Rand Show)後再去模里西斯商展，無巧不成書，該團團長和我同坐在一排座位，他一眼看出我是台灣來的，我們沒有甚麼交談，因為那時還沒有解嚴，以免引起無畏之麻煩。那個時候大陸經濟也還沒有發展起來，團員們的穿著都很寒酸，他們在飛機上高談闊論，聲音很大，無視旁邊人的感受，吃完午飯後，園長用衛生紙擦一擦用過的刀叉，然後用衛紙包起來放在外套的口袋裡，我看到其他的男女團員也是依樣葫蘆。我看了心裡很難過，感嘆中國人真的人窮了，人貪心了，不顧中國人的形象，在國際航線上做小偷似的。下飛機後，在入境大廳裡團員們大聲攀談，如人無人之境，然後爭先恐後，搶著辦理入境手續，讓很多白人及其他民族的觀光客為之側目，看不起中國人沒有公德心，不懂國際禮儀，是一個不守法的民族，貽笑大方，莫此為甚。

一九八二年三月，我由南非回台灣出席中國國民黨第十二屆全國代表大會，開完會後，我請假回印尼椰加達拜祭先父及繼母，那時中華民國與即已成立辦事處，駐印尼中華商會有一位政治大學同學江宗仁秘書到機場來接機，在他帶領下，無論護照驗證及行李通關，都得到優待，很快就辦完入境手續出去。十二天後我離開椰加達，以為印尼有很大的進步，就沒有再打擾江宗仁秘書送機，小舅子及妹妹堂弟送我到機場，他們看我已進到裡面後，送機的親友也就離開機場回家去了，豈知我排隊辦理出境手續時，移民廳官員看到我是華人，叫我上二樓的一個小辦公室，要我給他們錢，我問要付甚麼費用?他們又說不出所以然來，所以我不願給他們，因此引起爭執，那時行李已經上了飛機，過了不久我搭乘的那班飛機已經起飛往香港去了。我問他怎麼辦?他們兩手一攤，得到的答覆:那是你的事，真是氣得要爆炸，印尼官員要錢不顧國家顏面，無法無天，令人搖頭，印尼泰國官員真是難兄難弟。

飛機已經飛走了，我只好叫計程車回干冬墟岳父家，岳父一家人看到我兩手空空又回來，感到莫明奇妙，他們驚訝地問我，怎麼又到回來?我只好把在機場發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訴他們，他們只嘆氣愛莫能助。於是我只好立即打電話給駐印尼中華商會的江宗仁秘書，請他幫忙。因為我的印尼簽證就是那天到期，第二天離開就過期一天，到了機場無非再給他們  敲竹槓，江秘書說:今天星期五，下午回教徒要去教堂唸經拜阿拉，所以他無法幫忙，建議我找中華旅行社想辦法，結果在中華旅行社幫忙下順利多延長一天，花了不少錢，還生悶氣，增加許多麻煩，好在國泰飛機飛香港每天都有班機，第二天剛好接上飛南非的班機。第二天到了香港，在機場找到行李，幸好沒有遺失，平安的回到南非住所。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我由南非回台灣列席第十五全大會之便，會議完畢後，內人梁淑怡同行一同回印尼探望岳父及親友，這次回印尼再度發生不愉快的事，出境時又被移民廳官員刁難，移民官員說你們所填出境表格二人號碼不連號，真是天大笑話，哪有表格要連號的道理?明明是故意刁難，想要藉機敲竹槓。於是，我說請你再拿二張連號表格給我們重新再填，他說不可以，一定要原來那個表格的連號才有效，我心裡有數，不再與他爭吵，問他要多少錢才可辦理，他說十元美金，我馬上給他十元美金，破財消災。

這是我數十年來搭乘飛機多次碰到的不愉快的遭遇，多次在泰國和印尼發生同樣的事，令人難於忘懷，特寫此文，作為回憶，以供同學朋友們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