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以前分為英屬、荷屬;法屬、美屬殖民地、馬來半島及星加坡為英屬、印尼為荷屬(又稱為荷印)、中南半島(越南三部)為法屬、菲律賓為美屬。荷印雖在中國海南端，距甲國大陸較遠，但星加坡與荷印蘇門答臘島只一衣帶水，而由星加坡至荷印首府椰加達(昔稱巴達維亞)亦只一晝夜之海程，故當清戊戌政變後，康有為即曾出亡至荷印巴城，除為保皇黨宣傳外，更提倡設立中文學堂。椰加達歷史最悠久的華校，設在八帝貫(實為八茶罐，因何得名，待考)，華僑皆稱之為「八華學校」，其門首對聯:「冠冕南極，砥柱中流」，即為康有為撰並書。荷印各大埠先後倡設華校，康有為提倡之功不可沒也。至於文人學士南渡荷印執教，著名者有:蘇曼殊曾執教東爪哇之文羅梭波。張岳公昔年亦曾執教於上述之八華學校，任教之餘，並曾倡組群力足球隊。岳公對當年高足猶能娓娓樂道往事，惜其高足亦多凋零殆盡矣！至於其他革命老同志，奉總理命到荷印籌募經費者尤多，如張繼等，俱載黨史不贅。荷蘭統治印尼，採以華治華政策，設立「巴國公堂」為最高機關"並分區委派華人「馬腰」即(Mayor)，甲必丹即(Captain)，處理華人事務，在荷人總督府之下，設有漢務司署，專門監管華人文教及一切活動，直到一九四九年，荷人移交政權與印尼，上述衙門與官職始告撤消。當時一般觀感均認為荷人一等，華人次等，印尼人二等。印尼革命成功後，荷人遭排斥報復，處境之慘，真犬馬不如。然印尼民族意識隨之高張，印尼化法令逐步增強。卅餘年後，印尼華僑之處境欲如荷印殖民時期一樣亦不可得。蓋殖民時代雖有種種禁令，但准許華僑設立華校、辦華報，今則一切俱成陳跡矣！

         人事滄桑，以滄海變桑田來形容人事的變遷，如果時間千年以「，那倒無甚稀奇，如果時間在百年以內，那卻又近乎誇大了。從社會型態、生活方式和習俗改變，乃至人們觀念改變的角度來看，從清末到現在這七十多年中，我們所親身經歷，所親眼看到的，一切變化，以滄海來形容，似乎也差不多。

        我們這一輩的人一一出生於前清末年的人，親歷親見到的時代變化，簡單的說有如下幾點：

一、國際上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而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現在將近五十年以來，整個世界就沒有真正太平過，到處干戈擾攘，危疑震撼。

二、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這輩子曾看到滿清的滅亡，中華民國的建立，而後內憂外患接踵而來。八年的對日抗戰，雖然與世界大戰掛上了鉤，而獲得了最後勝利，但是不到五年又被中蘇共合力迫使中華民國播遷臺灣，整個大陸淪入赤色政權統治。中國歷史上，每個朝代更迭的動亂，都形成由北市南遷的大難民潮。明、清兩朝，許多東南沿海的同胞更輾轉流湧到東南亞、非洲、美洲成為華僑。大陸變色後，像一股狂流掩襲，更把中國人沖出國境，到天涯海角(由於東南亞各國先後獨立，入境不易，因此新華僑的足跡，在南非和美洲等特別多)。

三、無論播遷到臺灣的同胞或遠走世界各地的華僑，他們這四十多年來，都由農業社會進向工業社會。工業社會人口流動性遠比農業社會為人。因此數千年來以家為本位的中國人社會結構，隨之而起了很大的變化，我們是名符其實的四海為家(到處為家)了。

        張君勱、張公權昆仲，兄為民社黨黨魁，弟為金融界巨擘，均為國人所熟悉的名人。我和張君勱先生曾在印尼過從匝月，事緣余襟兄鍾介民(建閎)為民社黨要角，張君勱之左右手。一九五一年張由印尼赴美，順道到印尼探訪介民，時介民適下榻敝寓，故常相聚晤。某一週末，余陪張遊茂物，遇天雨，在友人家抵掌談竟日。張先生談鋒甚健，且記憶力極強，述及重慶政協會議及與共黨巨頭周恩來和談折衝經過，對時地熟記不忘。彼對先總統蔣公稱蔣先生。因與余係新交，故不作深入批評，只對陳辭公不敢恭維，謂其只模彷蔣先生，亦步亦趨而已。談竟日。將驅車返椰城，被聞知劉峙將軍當時隱居茂物(隨其二太太在茂物中華學校執教)，遂謂：「經扶(劉峙字)當年任重慶衛戍司令我可不見，今日落難，我一定要見他。」乃於傍晚往晤。時劉峙將軍竹籬茅舍，簡樸異常。彼兩人互敘衷曲，原擬談片刻，不覺將一小時。余催促冒雨回城，乃中途又遇臨檢，被未帶證件，由余擔保，始獲放行。先一日，被在街頭被扒去德國友人所贈名貴金筆，今又遇阻難，遂大動肝火，罵印尼不成國家。又彼曾遊三寶壟之三寶洞(即鄭和廟，香火極盛)，見名人題聯頗多，章太炎篆書一聯云:「尋石千載後，而我一能無」。張回到余寓，亦撰一聯，親用隸書寫，飭人雕版送去，聯云：「繼張班立功異域，開科麥探險先河」，蓋前指張騫班超，後指科侖布麥哲倫也。

        張公權於一九五0年代中期由澳洲赴美，經椰加達時，余曾設宴歡迎，席間暢談當年接收東北及抗戰後發行金元券之議，原不贊成，先總統蔣公曾於計劃定案時召其到廬山，交其審閱。彼持異議，當夜赴滬，翌日滬上各執已公佈政府之命令云。公權先生亦健談，晚年美國任教，去過臺灣，惟其兄則未到臺。

        蘇曼殊到爪哇教書，可能半受好奇心驅駛，曼殊有詩云：「搬經又作圖南計，白馬投投荒第一人」。中爪哇有著名之波羅多佛塔古蹟，他是否為該佛塔古蹟而投荒，我未詳考。總之，當其時，文人才上前往爪哇投荒者確不多，我們鄉間台諺云：「好子不飄洋」，故直至民國十多年，鄉間舊制畢業生，如欲到南洋，特別是荷屬，不愁無瞰飯處。不過，以後情形不同了，移民日眾，知識份子逐漸增加，以前操「三刀」：菜刀、剪刀和剃刀為業，臨時客串教席的老僑，逐漸由學校出身的中學大學生所接替。我還記得八華學校民國廿年左右徵聘校長，應徵者已有留學生五名，其中博士一名，可見僑教在質量方面，已進步很快，以迄抗戰到大陸淪陷，情形更大不相同。在香港申請出印尼等候入境證的大學畢業進去並不多，但透過親屬關係，或應聘前往之教授、學人、記者和工商業專家，亦絡繹於途。當時印尼中華商聯會就曾聘請鄭學稼教授來會工作(後來任《自由報》主筆)、聘請王秀商任商校校長，而馬樹禮先生率領《前線日報》一批人員(邢頌文、龐宏南等j和一部份機器設備來印尼，也是印尼中華商聯會幫忙入境的。馬、王、龐和顧祝同將軍介弟等到印尼，為符合入境要求，先開設「安全火柴廠」，後來才將《前線日報》印刷機安裝在南洋書局(商聯會會長郭美丞父子經營)合作創辦《中華商報》，而《自由報》創刊於民國四十年二月一日，比《中華商報》早十一個月。當時椰加達三家華文日報：《新報》和《生活報》都已投共，只有《天聲日報》維持反共立場，在二對一的情勢下，顯得很孤立，僑界正義人士和從國內來到的許多會執筆的舊雨新知，紛紛鼓勵找出來辦一份正義報(他們知道我在《天聲日報》服務過十六、七年，對此行頗有經驗，一來可以阻遏赤報的聲勢，二來可以安置一批自國內來的教授學者們，我因對辦報備感艱辛，不願再作憑婦，唯經不起大家的「激」、「勸」，更由於集中營難友時代印刷廠老闆李裕崇兄聲明必須我出來主持，他才肯把印刷設備提供開辦報館，我才在「只搭戲臺而不唱戲」的原則下，同意開辦《自由子報》。當時《自由報》的陣容，董事會有章動議、梁錫佑、李裕崇、丘元榮、陳興硯和胡賜梅等，編輯部有鄭學稼、謝幼偉、王季高、林雲谷(兼任副社長)和梁明致等，皆為一時之選，匆匆開辦之後，遭遇印刷技術上的一些困難，幸告一一克復，惟人事上的摩擦(教授學者們不能合作)，使我煞費苦心，排解調和，不到一個月，我終於打破不唱戲的原則，親自參加編輯部的工作。唯最值得欣慰的是僑界的支持，我們為了購置館址和印刷機器而擴大募股，受到印尼各地僑胞熱烈響應，連雜貨小商人都願意把鈔票送到報館來入股。發行方面，我們預定一年內徵求一萬名基本訂戶的目的，亦在十個月內完成。我們向荷文爪哇公報買了一部捲筒印報機，在孟加勿剎大街買一幢巨廈做報館館址。配合老資格的《天聲日報》與差不多同時出版的《中華商報》，使整個印尼僑界的反共力量茁壯起來。《自由報》、《天聲日報》和《中華商報》都計劃出版叢書。《自由報》曾將印尼《班渣西拉》即「建國五原理」譯成中文出版。《天聲日報》聘請鍾介民先生專司其事。《中華商報》馬樹禮社長除寫成《印尼獨立運動史》外，更將先總統蔣公著《蘇俄在中國》譯成印尼文。可惜到了一九五八年，三家反共華文報都被當地印尼政府勒令停刊，三家日報被接管後，叢書計劃亦隨之夭折了。

        印尼政府一九五八年三月下令禁止「非拉丁」文的報刊出版，對象包括所有的華文報，惟親共的《新報》仍獲准繼續出版一段時期，最後仍不免於停刊的命運。自那時起，印尼只有一家軍方主辦的華文報，內容只譯載安打拉消息，惟因華僑婚喪慶弔的廣告，都向該報投登，故收入之豐，無與倫比。

        接鄧嗣禹同學由印地安那大學來信，始知無大五十年前歷史系老教授洪煨蓮、陳垣(援曳)陳寅恪、顧韻剛四位於一九八0年先後謝世。余在燕大讀歷史，曾經選讀洪、陳兩位老師之課，洪師且為余畢業論文之指導老師。當時余之論文題目本擬寫客族源流。洪師兼課清華，如羅香林兄亦選定同樣的題目，乃囑余逕與香林協調，余至清華與香林兒商談，如其資料已準備相當多，欲罷不能，余乃改寫《丈中國農民運動史》以第一階段「漢朝之黃巾與赤眉」為畢業論文。余曾從王恫齡師修中國通史，張星娘師修中西交通史，霍宣穎師修中國風俗史，除崔師存亡未卜外，王、張雨師俱已作古多時了。

        閱報知悉，許世廉先生病逝紐約，享年八十三。報載彼曾任燕大教務主任，卅年前遷居美國從商云云。因此想起一件舊事:一九二八── 二九年間，許任燕大教務主任時，余適任應屆畢業班(一九二九:班長，且為學生會負責人之一。余為粵人，於一九二六年始由蘇州東吳大學轉學燕大，三年間能「大出風頭」，而在畢業那年，竟由學生會策動搞了一次反許長教務的風頭，經司徒雷登校長親自調處，以懲戒余等四人了結(風潮除反許外，似尚有「打倒金鑰匙等前進口號」．。事後回憶，當時余等乃受共黨利用，而余所以能成為活動份子，乃因余進燕大後，即加入當時「國共合作」之國民黨，有組織在後面支持燕大「同志」中，共黨份子頗多，他們曾數度誘余加入其組織，被余婉卻。革命軍底定北平後，國民黨曾經以平西黨部整理委員會職務許余，惟提出條件，須余將燕大共黨名單提示，余以畢業後即南歸為由，亦予婉卻。殖民時代華僑特有的行業：水客。

        二次大戰前過東南亞的華僑，大概還知道「水客」這一行業。他們靠「走水」為生，每年來往於僑鄉和僑居地之間，大半逢年過節各走一次，皆華僑帶銀信和物品到家鄉，同時僑鄉親人也將書信託他們帶到海外。在殖民時期，東南亞和租國交通只靠海輪定期航行到香港，轉往閩粵各口岸，沒有現在那麼方便，而進出口管理亦不像現在那麼嚴。因此，「水客」的行業便應運而生，主要負起吸收僑匯返國的任務。

        僑鄉親人逢年過節等待「水客」帶來「番銀」流傳著許多動人的故事。客家僑鄉老一輩的人，大概都記得「上夜三斤狗，千夜三叔公」的諷刺喜劇傳說。年卅晚敬祖拿不出三牲，被屋裡的人譏為「三斤狗」，「水客」帶來了大把蓄銀，遂以番銀代替三牲祭租，大家驚羨之餘，立刻改口稱他「三叔公」，人情勢利，由此短短喜劇描繪出來。

         「水客」除了帶了番銀之外，還兼帶人的任務，年老需返唐山的華僑，水客可帶他們回去。僑鄉後生要比南洋的，水客帶他們出來。盤費貿報實銷，自然還另有酬金。還有更重要的，是憑像片在家鄉娶親託水客帶到南洋。這些由水客帶來南洋的「新娘」，許多都做了「良妻賢母」，但也有少數發覺丈夫不理想，不願意成親的。她們情願留下來再找對象。

        由於當地政府管制入境漸嚴，而大陸和海外的交通也逐漸便利，水客這一行業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便漸被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