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校董事徐踞清先生，廣東蕉嶺人"，燕京大學歷史系畢業，留學日本明治大學。抗日戰爭後起印尼，主持《天聲日報》筆政多年，後擔任「自由報」社長。先生筆名易奄，畢生雅好詩詞，若有《荊花吟屋詩存》、《易奄詩詞稿》及《雲城吟草》等，望重士林，素有客家才子之稱。長子徐慶強，臺大外文系畢業，次子徐慶倫，臺大化工系畢業後赴美取得喬治亞州理工學院碩士。

        徐先生生前留下未發表文稿頗多，史料豐富，秘聞趣事尤多，非常珍貴。明(二○○八)適逢先生百年冥誕，除將集印遺作《雲城吟草》績集外，以示紀念;同時經徵得其公子同意，將其未刊文稿先在本刊連載，以饗本刊議者。

        公元一九四九年秋由集中營「放獄歸來」，許多難友便慫恿我撰寫集中營回憶錄(萬隆刑探朱庚生曾在「起解」車中調侃我，不妨寫《週遊列藍記》)，因忙於報務及僑團工作，未能如願。另曾替陳奮澄難友所作《南冠百感錄》寫過一篇序文。退休幾年來，若干朋友常勸我趁暇寫回憶錄，我一向以為寫回憶錄是名公巨卿退休後之專利品，我這無名小卒有何回憶值得紀錄?縱使寫出來、印出來，又幾個人有興趣去讀它?國府元老張岳公九十華誕時為了本《我與日本七十年》，為中日外交史上一項重要文獻。我活到現在三分之二世紀，算來還是在印尼時間最長，先後僑居廿五年以上。主持過兩家反共僑報(《天聲日報》和《自由報》，做過兩次「南冠客」(日軍時期被拘三年，蘇卡諾時期被拘一年半)，要為一篇《我與印尼廿五年》，似乎亦不無意義，尤其印尼「九卅政變」後，我是第一個奉派回印尼為中印恢復實質關係而鋪路的人。回到臺北後還擔任中央印尼工作小組的秘書工作歷兩年餘，直到雙方交換設立商會為止。
我到印尼還是一九二九年荷印時代，親歷日軍佔領、印尼獨立，蘇卡諾興起與沒落，以及蘇哈托政權之建立。我自命為印尼「三朝僑老」並沒有誇張。我的足跡雖末遍至印尼各省(印尼為群島之國，幅員遼闊，人口亦居世界第五位)，但由於長期間從事新聞工作，又曾在首都中華商會、全印尼中華商聯會、中華總會分別負責過相當時期，故對於印尼局勢和印尼僑情，總算比其他行業的人有更廣泛而深入的瞭解，要寫點有關印尼的回憶錄實在亦不太難。

        不過，經歷半世紀的滄桑變遷，往事雲煙縹緲，真不知如何談起，而年逾七千，健忘症與年俱增，故舊飄零，存者亦復衰弱多病，闕疑之事無法找人參詳，因此種種原因，寫回憶錄的計劃已決定作罷，仍在考慮中的筆記式的短篇紀念文，如年前替中印(尼)文經協會為了一篇，雖然太籠統，但總算發抒了一點「三朝僑老」對印尼的觀感。

        我在《天聲日報》主持筆政，先後計十餘年。那時候僑報簡陋得很，內容更是貧乏。最初都用大號字體(專電二號，內文四號)後來才逐漸改為老五號或新五號宋體，編輯部雖有幾位同仁，然材料來源多半靠剪刀(剪港、滬報紙)，新聞電訊則從外文通訊社翻譯過來的，只有社論和副刊「小言」(方塊)由主編執筆。我在《天聲日報》和《自由報》兩報的文章，由於兩次拘禁，早已散佚無存，幸賴內子曾為我剪存民國廿八、廿九、卅數年期間在「天副」所寫的「小言」和三數十篇社論。前年返臺後將其貼存其三大而。友人有勸我影印保存者，我認為這些作品都屬少壯年華「文章報國」之心血，但終昨日黃花，故紙一堆而已，災梨禍棘，殊無必要。

        談起舊作，就想起我的老本行歷史考古的東西。我於一九二六年從東吳轉學到燕大(當時一陣排外風潮，許多教會大學的學生都自動離校、轉學。家兄瑛清在聖約翰只差一年畢業，亦隨潮流轉入復旦，同時縱化學系轉到歷史系。讀的是文史，稿的卻是政治，一時我歸隊國民黨，沒想到國共合作，那時候北京的黨部全都在李大釗一班共產黨人的把持下。他們利用燕大教會學校容易掩護的環境，而交給我們的任務特別繁重。記得李大釗等十三人被張作霖處絞刑後，我們曾緊張過好一陣子。司徒雷登校長曾約我們幾位去談，叫我們不要出校門一步。我們的行動小組也曾做過一夜之間把大批標語傳單綑著大石頭沉入「未名湖」底的滅跡行動。關於這些活動，連帶著以後共黨細胞在燕京的擴大發展，容另細述。現在我要說我在燕大主修歷史三年，上週洪煨蓮、王柏齡、張星烺、陳援、瞿宣穎、周作人等幾位老師的課。成續也不算差，畢業時得「金鑰獎」(即斐陶斐會員)，曾寫過北京長城考、梅州源流考。畢業論文本擬寫客族源流，洪師告我，清華羅香林同鄉亦寫此題，當與之協調，讓他去寫。我則臨時改寫《中國農民運動史》(第一部《漢末的赤眉與黃巾》)，惟原稿和資料，全部已散佚。燕大的歷史學會，是我發起組織的，曾在當時的天津《大公報》出版過幾期月刊，並曾約請過當時清華校長羅家倫講述「太平天國史」(還約過誰來演講，我已記不清楚了，只有一次，我親自去請胡適之，他說沒有空，改介紹傅斯年來)。我任燕大歷史學會首屆會長，次任為韓叔信，持續到合何年，無從得悉。本來燕大有意留我在史學系任助教，說一年後就有機會到哈佛深造。我因看不慣「革命成功」後的北平環境，決定遠走南洋 ，因此婉辭(後來由翁獨健取代，他哈佛進修回 來後仍在燕京任職)，人生歷程，往往因一時一念 之差，就整個改變了。假如我當初接受燕大聘約 ，我也許會當一位歷史教授而終身，也許會留在 大陸，跟千千萬萬知識份子受共黨的折磨……

           一九二九年秋到荷印巴城，原想到東爪哇瑪 琅任教職，同鄉前輩吳偉康留我在《天聲日報》幫忙(那時僑報受殖民政府管制甚嚴，編輯人員 屢被驅逐出境)，我因此改行從事新聞。記得當時我曾向洪(煨蓮)師報告，他回信還為我們學歷史的人Conquer新聞界而稱慶。那知當時的僑報，幼稚簡陋，無與倫比，銷數至多亦只三、五千份，譯、編、寫、校等的工作常由一個人包辦，還要提心吊膽，不要在報上出現「帝國主義」四個字，否則便須準備入獄，候輪配遣出境。我幹 了三年，稍有積蓄，還鄉省親後，使到上海和南京走了一趟，沒有適合的工作，我忽然動了留學日本的之念，遂於一九二三年夏由滬乘日輪赴橫濱(紅朝一度紅人喬冠華就是在船上開始認識的)。時值暑假，我和幾位同鄉徑到下田避暑，假期過後，寸進日語學校，然後到明治大學新聞高等研究班。一九二四年暑假我由東京坐船到天津轉北平，回去燕園探望過一次，值暑假期間，留校的同學不多，且幾無一認識的，快快而返，還好協和醫院尚有幾位老同學殷勤接待，留二三日即乘津滬鐵路南返上海轉回東京。

        在東京兩年，仍為印尼《天聲日報》撰寫特約通訊，惟多從報紙雜誌上取材，報導經濟貿易趨向。由於當時在荷印和日本都沒有言論自由，稍具敏感性的專論都不敢寫(當時所謂滿州已成立，在我同一學生宿舍內，就有「滿州國」人，而日本警察對中國留學生監視尤其嚴密，喬冠華因共黨關係，半年後即被拘捕，旋即被驅逐出境，喬回滬後即轉往德國，他的自傳只寫清華畢業後赴德留學，留日本一段，避而不談。)

        我重回《天聲日報》後，曾寫過幾篇有關日本的專文，都不敢對日本軍國主義作深入的批評。作為一個華僑，我倒寫過一篇觀感，題為《 由南洋到東洋》，時間大概是一九二四年，發表在天津《大公報)的《史地週刊》，因剪稿散失，內容已不復記憶。模糊的印象中，該文提到當年國人對南洋僑倩的茫然。當年曰本人在臺灣有南洋研究所，每月出版研究南洋(即東南亞)的專刊，對南洋華僑的民情風俗有深入的研究，記得有一篇介紹客族的文字，連客家山歌都抄錄了一百幾十首。那時我們雖然也設有暨南大學，名義上也有研究南洋的機構，但成續卻湯瞠乎其後，我回大陸後發現國人對南洋的史地常識幾等於零。在那篇《由南洋到東洋》一文中，找更敘述了南洋和東洋不同的僑情，事隔五十年，該又如尚在人間，重尋一讀，當如獲至寶也。

        我籍隸廣東蕉嶺，出生在汕頭，年紀雖不算大，卻亦是「前清人物」。蕉嶺山多田少，男人多出洋，女人多下田工作，雖然「好子不飄洋」，但為了生活，大家都以「過番」為常事。鄉賢黃香鐵的《石窟一徵》，對此有詳盡的紀述。我們所謂過番，就是出洋的意思。近則臺灣，還到荷印、帝汶、模里斯和南非。嘉應五屬和東江一帶的客家人，同樣如此。故如果將留臺灣也當作過番的話，則我真是道道地地的番客，十足的「華僑命」了。

        非常慚愧做了一輩子的華僑，卻沒有寫過一本有關華僑的書，祇能一知半解，憑耳濡目染講點華僑的掌故。清末以前華僑，除了少數賺了錢榮歸故里，買田做屋，得以揚名顯親，乃至如荷屬蘇門答臘的張榕軒昆仲，倡建潮汕鐵路，官拜侍郎，在僑居地蘇門答臘棉蘭，居然還有張榕軒街紀念他。這些頂尖人物，屈指可數外，一般華僑都不大受人重視，直到國父奔走革命，得到華僑踴躍將輸，乃至犧牲性命，遂贏得「華僑為革命之母」的榮譽。七、八十年來，海外華僑聲價，在國內便成家喻戶曉了。而隨著國內外局勢的變革，華僑本身的質和量也跟著轉變。關於量的方面，沒有辦法能夠確實估計全世界有多少華僑(僑委會的官方估計，當然差得很遠);關於質的方面，至少目前有四大類華僑，即(一)老僑、(二)新僑、(三)難僑及(四)華裔(青年的一代)。而我本身是隸屬於老僑。

        因此我想從老華僑談起，老華僑不能以年紀來區分，因戰後出國的和近年逃難的新華僑，亦有頗多上了年紀的。我想比較容易區別是當年搭「大眼雞」船或火輪船出國的應該算是老華僑。這一類的老僑，現在都是祖父級的人物了，日漸老成凋謝，自不待言。然由於過去華僑社會偏於守舊，這些老僑年屆耄耋，依然活躍在僑社的還不少。

        他們和「新僑」之間有隔閡，和「華裔」之間有代溝，兩他們自己之間亦往往不易合作。由於鄉土方言種種關係，老僑的僑居地差不多有一定的範圍，廣東四邑人多走北美洲，閩南人多走菲律賓和印尼，潮州人多走泰國，客家人多走西爪哇、帝汶、模里斯和南非，浙江人，尤其是溫州人多走歐洲。這不過舉其大概而言。籠統言之，東南亞各國是閩南華僑麇集之地，北美洲是廣東華僑聚居之所，而在歐洲卻多是講青田話的浙江老華僑。此外，韓國華僑多款籍山東，日本華僑則多來自江浙(當然亦有廣東來的)。從南洋經東洋到北美洲，單從會館就可看出各省籍華僑的眾寡，一個結論:一省籍的華僑愈多，其同鄉會的組織愈細。反之，華僑愈少，同鄉會組織範圍愈大。泰國是潮州華僑的天下，不單有總的潮州會館，還有潮州各縣的同鄉會，乃至於某某鄉的同鄉會。以前印尼廣肇會館、福建會館、華僑公會(客族)之外，還有客族的縣的同鄉會，福建的金門同鄉會…。最少的有個「長黃公會」，打聽之下，才知道那是廣東福建籍以外的無所隸屬的外江華僑所組織的。凡是長江黃河流域各省的華僑均得為會員。這種「中國一家」的組織，值得喝采。在北美的唐人街是匹邑人----特別是台山人天下。各縣有會館，統一性的有公所，多數都有十年以上的歷史，對祖國、對當地僑社都曾作出了相當大的貢獻。

        以上所述是老僑的情形，這般老僑常以「前朝人物」自居，在海外確已逐漸凋零了。至於「新僑」，普通是指抗戰以後大陸淪陷以後出國華僑，有的是自己舉家移出來的，有的是兒女出去留學就業，再申請親屬出去的。這些「新僑」，由臺灣和香港移出的最多，僑居地散佈全世界，但新僑最多的地方是北美和加拿大兩國，其次就是澳洲和歐洲。美西加州的蒙得利園區，有「小臺灣」之稱，幾乎臺灣所有出名餐廳商店招牌，在這小臺灣裡都可找到。舊金山雖然是北美最大華埠(唐人街)所在地，但還是「老僑」多於「新僑」。「新僑」介於「老僑」和「華裔」之間，雖然也有不少巨商富賈和企業，但畢竟多數是中年以上的人，而且多半是依親生活的。這類「新僑」一般地說，生活上最感傍徨，因為他們不像老僑早年已在當地生了根，除擁巨資者可以亨晚年外，其依兒女生活者，十九都各有一本難唸的經。大陸原鄉又歸不得，僑居地又無前途，即便兒女孝順，生活無憂，心靈上亦頗空虛，無所歸屬之感。下一代的華裔就不同了，他們是申請留學而後居留入籍、就業，已是華裔當公民。如果他們是受過祖國大專教育出來的，還可以代表著新一代的中國人，如果為了逃避兵役，十幾歲就出國的，那就所謂的「番仔」了。不過，不是「番仔」的華裔的也很多，而且人才濟濟，許多學有專精，不讓當地人專美於前。實在說，我們今後的僑務工作，主要對象要從「老僑」轉到一部份「新僑」和「華裔」，否則，必然事倍功半。至於最後一種「難僑」，那是中南半島，越、寮、柬三部赤化悲劇發生後所產生的。這些難僑多半是越籍華裔，經九死一生，從海上逃出的「船民」。現在一部份雖獲定居美、加、澳洲和歐陸，一部份還在泰國、馬來西亞和香港的難民營中等候遣送到各國。我們在美、加、法等國所見到的難僑，他們為求生圖存而作出的努力奮鬥，確實值得大書特書。這批難僑現正忙於「紮根」的工作，將來他們會形成一股反共勢力，自不待言。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