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中有「三朝元老」一詞，乃指曾服官三朝等而言，我是老華僑，而僑居印尼前後三十年，經歷過荷印殖民、日本佔領和印尼獨立三個時期，故稱「三朝僑老」，似不為過。我從一九二九年到荷印巴達維亞開始，到一九五九年被印尼蘇卡諾政府拘禁後回台灣為止，在印尼僑居先後三十年，當中離開過約四、五年：兩次在爪哇入獄約五年，真可說是「歷盡滄桑一老僑」了。

         四十五年前的往事，如煙如夢，真不知從何說起，而且年紀大了，記憶力日差，不免掛一漏萬。今姑且從回憶中點點滴滴，談些個人對印尼「三個朝代」的觀感。

        首先回想起五十二年前到荷印新客的情形。由香港坐太古船到星洲，由星洲轉荷印巴城海口移民廳問話，過「奈何橋」、繳「人頭稅」上岸，這是「投荒」第一幕，畢生難忘。
那時候，國內大學畢業還很少人到荷印找事，無論教書或當編輯，都備受歡迎。報館不多，內容和目前南北美洲老僑報相彷彿，專電用二號字，內容用四號字。社論之外，偶而也有「特約通訊」，然內容多半取材港滬報紙之剪稿，報紙雖日出三、四大張，然廣告佔篇幅一半以上，銷數少得可憐，至多三幾千份而已。因殖民政府禁令多，尤其「帝國主義」四個字絕對不能用，一經發現，記者便會被驅逐出境，先進監牢，候船備遣。登載侮辱友邦元首（如戰前之德國元首希特勒等），圖片漫畫，亦受同等之處分。

        荷印政府統治印尼歷三百年，一般的說，雖離不了剝削、榨取、壓迫等殖民政策的型態，但前印尼的開發，尤其是水利、交通等方面的建設，亦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對華僑，除設置漢務司外，並設立「巴國公堂」、「瑪腰」、「甲必丹」等華人官職，實施「以華治華」，大體上亦算有「法」可循。在經濟方面．是利用華僑作為中間階級，以遂其剝削榨取的殖民政策。而由於華僑一向有勤苦耐勞的美德，故在殖民時期，就已造就了不少大富翁和大企業（爪哇王黃仲涵即其一例）唯當時土生華僑的祖國觀念，比其他屬地的華僑，畢竟差了一點。

        日軍南進（一九四二），佔領印尼將近四年，這是印尼歷史上一大轉捩點，亦是印尼華僑更上一大轉捩點。日軍當年分路進佔荷印，只派了一師團兵力即席捲爪哇。在各島登陸的日軍司令官，操生殺大權，華僑的命運，亦因地而異。在婆羅洲（今西加里曼丹）和西里伯斯（今稱蘇拉威西）的華僑，受禍較慘:在爪哇方面，卻只逮捕和拘禁了五百多名華僑（名之為敵性華僑）先在各地監獄分別關了約一年，才集中到西爪哇海岸港口西冷獄中（據說原準備送來台灣，因日艦被聯軍潛艇炸沉，乃中止移送）。數月後，又解到西爪哇首府萬隆附近之芝馬圩大集中營，與英美荷澳等國戰俘同住一起，直到日本投降，始獲釋放。除了集中營五百「南冠」之外．還有在外從事地下工作的「復興社」愛國華僑，因事洩，有的成仁．有的被捕下獄。大體上說，日本時期的爪哇華僑，慘遭殺戮的不算多，三年半在監獄和集中營的生活。亦只是餓得慘耳（關於敘述集中營生活的作品，有陳舊澄著:《南冠百感錄》、張自銘著：《深室詩存》可參閱）。

        日軍投降的消息，我從集中營廚房「祕密收聽站」儘先聽到原子彈轟炸廣島的消息當晚亦得知，當時五百難友準備好國旗，原打算以國旗為前導光榮出獄。

        無奈日軍狡詐，不把我們當「戰俘」，硬要先放我們出去，而難友亦多因急欲與妻兒團聚，故在九月裡便如鳥出樊籠，恢復自由。這裡須補充說明，當年五百多名集中營華僑：除一部份庚死者外，大多數能平安出獄，準備於聯軍登陸時把全部敵性華僑活埋在洞裡，幸當時聯軍統帥未採納英國蒙巴頓將軍的建議，在爪哇先登陸，而採用麥帥建議，在菲律賓登陸，故我們的性命得以苟全。日軍投降後，中華民國進四強之一，華僑吐氣揚眉，威風真不可一世。土生華僑紛紛歸宗，紛紛學習國語。就從那時起，我們組織了全華僑性的中華總會，後來亦由交涉收回了農產品，由各地中華商會組織全印尼中華商會聯合會。學校方面，我們除恢復各幫學校外，更籌辦巴城中學，後來更增辦印華高級商校、中山中學和其他私立或教會學校。那時，聯軍剛來接管．與印尼革命軍對立，治安大成問題。我們儘先推派代表，與聯軍聯絡，請聯軍協助維持商場治安。當時蘇卡諾和哈達，雖已搶先宣佈印尼獨立，但還未獲得聯軍的批准。直到一九四九年才達成協議，由荷印政府正式移交政權。我還記得，當我們幾位華僑代表;以故朱昌東領事為首;晉謁聯軍總聯絡官時，蘇卡諾和哈達還在大門邊鵠立候見，那位聯絡官和我們大談緬甸戰役，高興得忘了時間，最後才想起．問我們要不要見所謂的「印尼總統」？可見當時的聯軍，亦把印尼華僑領袖放在眼裡。

        後來聯軍；;包括荷蘭軍在內，當時謂之尼加軍；和印尼革命軍對抗的局勢，使華僑成為城門失火的池魚，若干印尼人認為華僑親聯軍，懷恨洩憤，於是引發著名的「文登事件」，華僑商店住屋慘遭焚劫，死傷纍纍，當時曾震驚了國內外。事實上，華僑是無辜的，中華民國當局不單沒有反印尼，而且還在聯合國為印尼獨立而幫忙。同時，以中爪哇日惹為首都的印尼革命政府，就只有中華民國還派駐領事。那年蘇卡諾在日惹政府舉行隆重的升旗（紅白旗）禮，看見我國鈕領事在場，感動得熱淚盈眶，特趨前與之擁抱。這一幕，曾感動了許多在場的人。然而事過境遷，等到一九四九年荷印移交政權給印尼蘇卡諾政府時，中共卻搶先承認，印尼與中華民國官方關係遂中斷了。共產黨在印尼，本來在早期的革命政府裡就開始潛伏發展，到一九四九年移交政權時，印共的勢力已經蔓延各階層，筆者在一九四九年春夏間，曾代表中華商聯會出席日惹的印尼全國經濟會議（同行者有郭、徐兩代表）聆聽許多代表的發言，簡直是一派共黨的口吻。後來印尼的國民黨（蘇卡諾為創始人），就受印共的滲透，從印尼和中共建交起，最初幾年，還有反共的回教黨──馬斯友美黨和親共的印尼國民黨抗衝。因此，在五十年代初期，我們反共的僑團、僑校、僑報還照樣存在。一九五一年，我們還先後出版了兩家反共僑報──《自由報》與《中華商報》，與兩家親共僑報（《新報》與《生活報》）對抗，加上反共的《天聲日報》，形成三對二的優勢。參閱鍾廣興著:《印尼華僑報業史》。我們雖然沒有使領館，但我們就憑藉優勢的僑團、僑校、僑報繼續和中共赤徒展開鬥爭。不幸，蘇卡諾政權抵不住中共的威脅利誘，千方百計要清除反共華僑的勢力，終於在中共指使下，蘇卡諾政權於一九五八年春，藉口所謂「巴東革命軍」事件，誣指我們援助巴東革命軍，突然封閉所有的反共僑團、僑校（據當時估計全印尼僑校約千餘家）僑報 。椰加達《天聲日報》、(自由報》和(中華商報）就是當時的犧牲品，還以圖謀傾覆的罪名，先後逮捕了華僑領袖數十人，初禁錮於監獄，後流放到椰加達外海的安魯斯島。這一事件，又是中印關係更上一個大轉變。

        當蘇卡諾掌握政權的廿年（一九四五──一九六五）中，除了中共鷹犬，迫害反共華僑外，對整個華僑，同時推行 「印尼化」運動，不遺餘力。曾有「印尼國父」之譽的蘇卡諾，能言善辯是他的政治本錢，他能滔滔不竭的在台上演講三小時，煽動群眾如癡如狂的情緒，且又喜標新立異，譁眾取寵，好財貨，喜漁色，終於中了中共圈套的最大缺點。在他獨裁統治期間，他為爭取印尼人民同情，亦推行 「印尼化」運動，苛例層出。一九五0年代末期實施的禁止外僑鄉村營業的十號法令，便是印尼排華的一大張本。印尼三、四百萬華僑，從那時起便不得不開始設法「適應」。年青一代，紛紛轉籍，以圖生存。事實上，從六○年代開始，在積極推行 「印尼化」的過程中，連左派的僑團、僑校、僑報，也先後遭到封閉與接管的命運。不過，那時的親共份子，已經和印共沆瀣一氣，準備奪權，建立赤色政權了。醞釀到了一九六五午，中共一手導演的「九卅」政變果然爆發了（如果政變成功，則印尼的共產政權剛好也將定十月一日為國慶日）然天不欲亡印尼，中共的估計錯誤，當時在共黨一網打盡的計劃中漏網的兩位將領一納壽申和蘇哈托，立即奮起敉平叛變，劍及履及．撲滅共黨份子。那時的蘇卡諾還在位，由於他擁有「開國元勛」的偶像地位，又是印尼建國五原理──「班渣西拉」的創始者在一般民眾心目中聲譽還相當高，故明知他與共黨勾結，陸軍當局亦不得不暫與委蛇，只是逐漸把他「架空」，最後予以「軟禁」，使他抑鬱以終（他的日籍太太黛薇，卻讓她捲巨款逍遙法外）。

        「九卅」事變是印尼建國更上大轉捩點，在中、印尼兩國關係史上，可以形容為「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筆者不想把個人在這段期間的活動在這篇短文敘述過多，惟事實的經過，不能不簡略的說一說。自從「九卅政變」後，我們鑒於印尼政治環境的轉變，我們印尼的工作必須把握時機：加速進行，那時中央第三組馬主任利用他當年在印尼辦報時和印尼外長馬立克一段朋友關係（馬立克當年任印尼安打拉通訊社社長，我們僑報報人都認識他）。叫筆者到曼谷和印尼聯絡（印尼那時駐泰大使第亞，亦與筆者當年在印尼報業公會同過事）經過約半年的接觸，筆者終於獲得印尼外交部和印尼當時特別工作部（負責人為阿里慕多波將軍）的准許，和李劍民同志於一九六七年五月破天荒持中華民國護照入印尼。入境後，印尼特別工作部還給我們一個身份證（職員證）俾得前往指定的地方，鑒於當時的國際和印尼國內的環境，我們對印尼工作，不敢有過高的目標，如恢復正常邦交之類。因為那時印尼反共，但蘇卡諾未正式下台，而中共大使館依然還在椰加達活動。我們當時只想能辦到兩件事：一、與印尼恢復實質關係，設商務簽證機構，俾雙方恢復互訪、通商。二、准許我們恢復華校，至少能准許設立學校，教授華文。我在印尼做印尼特別工作部的「貴賓」，住了約半年，愧未能完全達成使命。關於前者，祇在以後繼續洽商成功，互設商會（即今在台北和椰加達互設的商會）。關於後者，印尼政府答應成立的所謂「民族特種學較」，不到幾年，結果亦不准教中文，至今連中文報刊入口仍受到限制，殊深遺憾。

        惟筆者私心竊慰的一件事，是那年夏天，印尼的反共青年團實行搗毀中共大使館，終於導致印尼和中共的邦交中止：筆者當時曾經過中共大使館前，目擊若干被毀傷的使館人員，手持抗議牌，站在門口街邊，表示抗議，私心深感痛快。

        我自一九七五年夏由公職退休後，由於多半時間在北美洲，對印尼情形比較隔膜。據我抽象了解：從一九七○年代到現在，中、印尼的實質關係，逐年增強，貿易額亦有增加，雙方團體人民互訪，亦日見頻繁，這些都是值得欣慰的事。

        惟從華僑觀點看印尼前途，無容諱言，其間始終還存在著右干不正常與不健全的現象。常聽人說，在印尼做生意很賺錢，但不容易在當地享受。我想大家都明白這話的意思，那便是你只想賺錢享受，當地人自然會眼紅，這樣彼此便很難「和平相處」。說實在的，華僑的錢並非都是走邪門左道賺來的。誰都承認，華僑一向有勤儉的美德，克勤克儉是華僑賺錢的基因。說到享受，老一輩的華僑，賺了錢，都匯回大陸買田做屋，當地印尼人看不見，這一輩的華僑，因為「有家歸不得」，賺了錢，便在當地買屋過著洋房汽車的闊綽富裕的生活，在所難免，這些人不少都已轉籍，成為了印尼公民。但在當地若干人士心目中，他們還是「中國人」。彼此心裡的鴻溝，便隨著貧富的差距越來越大。還有一點很不健全的現象、在這裡不便很坦率的表明，我只能旁敲側擊的「點到為止」。有人說，華僑是最能適應環境的。我們在海外，不知經過多少的排華的大風大浪，但他們都能逆來順受，能化險為夷，能轉禍為福，轉危為安，最後照樣執當地經濟的牛耳，這是事實。而其所以能如此，又與華僑最多的東南亞地區的當地人士的民族性有關。於此，我想起卅多年前荷印移交政權時，當時荷印政府的漢務司羅芬克對華僑領袖的臨別贈言，他說：「我們荷蘭人走後，你們中國人要好好指導他們印尼人，千萬不要教壞了他們：「這樣會害了你們自己。」這幾句話，真可說是「語重心長」，然可惜，三十多年來，寄人籬下的華僑，只想 「圖存」，而沒有機會教人，而為了「圖存」，便只有從當地人士的弱點方面下手，至今，不單印尼，整個東南亞，哪一個地區的華僑不是用同一手段去「圖存」和「賺錢」的呢？

        為適應當前的環境，誰也不會考慮將來會有怎樣的後果，然「將來」有時會很快就到來的，俗語說：「十年與敗幾多人」，眼看他們崛起，眼看他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