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南來印尼，最早應可追朔到二千年前中國漢朝時代。但若依據正式記載，應是東晉時(公元四世紀)佛教高僧法顯由海路赴印度取經時路經南洋群島，即見有華人在印尼的蹤跡。 至於有華人定居印尼，則應始於五代十國時期(公元十世紀)。十三世紀末滿者百夷王朝(Kerajaan Mojopahit)在爪哇井里汶(Cirebon)興起，已有眾多華人聚居，且相傳有中國公主遠嫁該王朝王子之事蹟。

明代(公元1386至1644年)鄭和(三保太監)七次下西洋，在爪哇及蘇門答臘等地已見有華人定居。其時鄭和部分隨員或水手也在南洋留下，落籍繁衍至今。鄭和亦曾在爪哇三寶瓏駐紮，至今該地仍保留完好的三保宮，香火頗盛。印尼前總統瓦希德即自承其先祖係鄭和部屬，名陳金漢，在五百多年前留居印尼。

華人移居南洋，一直到明末清初均有增無減，清中葉曾實施海禁，華人南來浪潮稍減，但從不間斷，且大多係福建和廣東沿海居民。起初他們利用東南亞固定的季候風，或稱「貿易風Monsoon」，由中南半島順風南下，每年往返中國及南洋一次，以進行貿易經商，所到之處主要是馬六甲，檳榔嶼，蘇門答臘及爪哇等，後來索興定居落戶南洋，是為華僑先祖。

公元1619年荷蘭殖民者佔領東印度群島(East Indies)，需大量勞工開墾農園，乃遣其爪牙勾結不肖華人到中國東南沿海召募勞工南來。他們用拐騙或利誘伎倆吸引大批華人以「賣豬仔」式合同南來，也有部分華人因國內生計困難，自願冒險南來，華人在東印度群島遂增至數萬人之多。

自十七世紀至廿世紀初的二百多年期間，華人在南洋，尤其在東印度群島，從事艱苦和幾近非人待遇的工作，協助荷印政府開墾農園，種植橡膠，煙草，棕櫚，咖啡，茶葉，甘蔗，胡椒等。他們更將中國工匠技藝帶來南洋，所以南洋各地之開發建設，無不留下華僑先祖的血汗。其後荷印政府開闢爪哇及蘇島的公路鐵道，華工的貢獻更難以估計。

十八世紀初，華人開始從事經營小商販，菜農，漁夫，石匠，木匠，洗衣店，船伕，雜貨店等，貨郎更深入農村收購土產運往城鎮，也轉售日用品至偏僻山林村莊。他們胼手胝足，不外為謀求一日三餐溫飽，別無他求。

華人在印尼定居謀生一千多年，向來與當地原住民和睦相處，但後來在荷蘭殖民者及日本軍國主義者施行挑撥離間措施，加上印尼人當中少數極端狹隘民族主義分子奉行排斥及歧視策略，終於引致近二、三百年來的排華暴行。

十七世紀末，因荷印政府盲目開發種植，使蔗糖和咖啡生產過剩，不再需要勞工，遂下令限制華人入境，1727年更明令驅逐居住多年但未申領居留證之華人。1740年更任意拘捕無法證明有正當職業之華人，強迫遣送到錫蘭(Ceylon)玉桂園當奴工。其時有傳言說有的華人在遣往鍚蘭船上受到殺害後將屍首拋入海中。居住在吧達維亞(Batavia今雅加達)華人深為憤慨，且人心惶惶，部分逃往鄉下避難。在吧城郊區一小鎮一家糖廠華人工人聚集準備進行自衛行動，荷印當局竟藉口華人謀反，對吧城華人進行長達一星期之血腥大屠殺。華人鮮血染紅了城內河水，史稱「紅溪慘案」(The tragedy of Angke River)。慘案過後，吧城工商活動完全癱瘓，蔗糖生產停頓，經濟衰退。荷人首次因排華措施而自食其惡果。

其後婆羅洲(今加里曼丹)華人秘密會社《三點會》在羅芳伯領導下在坤甸建立華人地方政權，稱為「蘭芳共和國」，公開與荷蘭殖民政府分庭抗禮，時間長達百多年(1770—1886)。如今在坤甸及鄰近地仍有羅芳伯政權的遺跡可尋。

十九世紀初，英國人短暫統治爪哇，施行開放及自由貿易政策，華人又再度大量南來。十九世紀卅年代荷人奪回爪哇統治權，曾嘗試再次禁止華人入境，但後來發現欲發展經濟，必須依靠華人，遂廢除禁令。十九世紀中葉至廿世紀初，定居印尼各地的華人已超過一百萬人。 從英國人萊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所著《爪哇史》一書記載，可看到華人在印尼的成長以及經歷無數挫折的血淚史。

在華人之間若有財產繼承轉移，或有其他瑣事糾紛，均通過族長依據習俗慣例自己解決之。荷印時期則有政府委任華人領袖為「雷珍蘭」(Lieutenant)或「甲必丹」(Captain)或高階的「瑪腰」(Major)，以協助政府執行政務。在棉蘭即曾有張亞輝瑪腰，丘清德瑪腰及溫發金瑪腰。

1942年，日軍進佔印尼，荷人倉惶離去，印尼華人及原住民在日本軍國主義鐵蹄下渡過悲慘的三年半非人生活。1945年二戰結束，荷人曾企圖重返印尼恢復其殖民統治，但受到印尼人民武裝對抗，華人亦出錢出力支援印尼獨立運動，印尼終於擺脫殖民統治而獨立。

1949年中國大陸易幟，沿海省份華人大量離鄉背井南渡，除閩、粵兩省華人，尚有江蘇、浙江、湖北、山東、江西各省人，於是印尼華人人數大幅增加。同年荷、印雙方圓桌會議，荷人正式將政權移交印尼，據當時人口統計，印尼華人已達四百萬人。

五十年代，印尼政府採取強制同化政策，在經濟上及文化領域對華人諸多限制。1951年與中國簽定《印中雙重國籍法》，限令華人必須在中國籍和印尼籍之間作選擇，不得擁有雙重國籍。

1957年正月政府頒布第十六號緊急法令，規定所有具外僑身分者須繳「外僑稅」，當時每戶外僑家長須每年繳1500盾，家長之配偶須繳750盾，未成年子女每人繳375盾，其他家庭成員每人須繳750盾。五十年代一般華人家庭生養子女多達七、八名，無形中每戶家庭每年至少須額外支付約5250盾。

1958年，時任國防部長之納蘇第安將軍頒令關閉全印尼所有「親台灣」之華人社團及學校。據資料統計，當年被關閉之華校約200所，失學人數十六萬人，失業教員亦近萬人。1959年，經過長期策劃，首任總統蘇卡諾頒布第十號法令(PP-10)，禁止非印尼籍華人在縣級以下城鎮經營零售業，華人小商頓時失去謀生機會，不得已大批湧向大城市，有大約三萬名的華人遂憤而離開世代生長的印尼返回中國大陸、台灣或香港，但絕大部分仍留在印尼。為求生存，許多人不得不化鉅資申請歸化為印尼公民，俾能繼續謀生。第十號法令之頒行，首當其衝者雖是華人小商，但立時造成小城鎮及鄉村商品物資的流通停滯，鄉鎮經濟陷入蕭條困境，小民生活因而更形艱苦，致怨聲載道。

1959年至1965年，印尼推行民族經濟政策可說完全失敗，外國公司逐一被收歸國有﹝註一﹞，外貿及外國投資極度萎縮，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物價每年以兩位數倍昇，1963年鄰國成立「馬來西亞聯邦」，政府為轉移人民視線，居然施行對抗大馬政策，閉關自封，更加重物資的短缺，民生亦愈形困苦。尤其全國進入備戰狀態，推行全民軍防，勞民傷財，經濟更一蹶不振。

1965年九卅政變，戰略指揮兵團司令蘇哈多將軍取得政權，政變結果導致成千上萬被指為親共黨人士被屠殺，據估計約有50萬人，華人亦受牽連甚眾。1966年三月，所有在1958年倖存的華校及華人社團亦奉令關閉。1967年印尼中止與中國大陸外交關係，持中國護照之華人被視為無國籍人士，與1958年「親台」華人遭受同樣待遇，出入國境受到諸多限制。同年頒布第十四號法令，明令指出「支那」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會「對印尼公民造成心理，精神和道德上不恰當的影響，且成為同化進程的障礙」，於是禁止華人公開進行與「支那」祖國有密切相關的祭祀儀式，禁上在公共場所進行「支那」宗教和風俗習慣的節日活動，換言之即不准公開慶祝春節。其後又陸續頒令嚴禁使用華文，禁止印製售賣和進口一切華文書刊，商店不准使用華文招牌等具體措施，又半強迫性要華人改用印尼化的姓名，但又在居民證上註以特別記號以分辨華裔及「原住民」。此外公立大學也限制招受華裔學子名額，改稱華人為「支那人」〔註二〕，改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支那人民共和國」。

在蘇哈多執政期間，政治上盡量壓抑華人活動，但卻利用華人在商場及經濟上的優點，放寬華人在經濟領域的活動，恢復准予華人在縣級以下市鎮營業，華人在商場再度活躍，小市鎮物資交流恢復順暢，全國整體經濟獲得轉機，外資亦大量湧入，一時呈現欣欣向榮景象。在六十年代末，少數華裔商家靠關係與蘇氏皇親國戚取得合作，發展國營企業及官僚資本企業，不擇手段強取豪奪經濟主導權，甚至壟斷權。於是全國主要商品的銷售、生產企業，包括石油、礦產、水泥、木材、丁香等土產，以及糧食、主要城市房地產開發、銀行業等，均落入蘇氏子女及其同路人之掌控或壟斷，但華人所佔比例其實很小。

在此期間，一些別有用心者散佈傳言，謂佔人口總數百分之三至四的華裔，卻控制印尼全國七成財富，部分無識華人亦人云亦云，附和此說，有者猶沾沾自喜引以為榮焉，殊不知此說造成廣大印尼民眾對華人之猜疑妒忌，終釀成以後之災難。

卅多年來，全國各地因芝麻小事引發的大大小小數十起排華事件，在軍警威權統治下，得以控制，但事後並無明確處理。華人忍氣吞聲，逆來順受，逐漸習以為常。除少數有識之士，大多數華人未意識到此風最終必將危及全體華人在印尼之前途，更關係到廣大華社之存亡，連帶亦影響印尼之國運。

在蘇氏威權統治下，大肆向外國舉債，以經濟建設為名，謀私人利益為實。大小官吏貪污成風，恬不知恥，無數基礎建設均屬「豆腐渣工程」，國際金融機構貸款，大半落入私人口袋，表面上經建欣欣向榮，內部百弊叢生。全國上下，上至達官富賈，下至販夫走卒，無不以謀求私利為主要目的。政府各部門、軍警、青年社團組織、黑社會組織、流氓地痞，均以敲搾華商華人為能事。教育界亦不落人後，教授、教員售賣考題，接受學子紅包作為升級或畢業之條件，亳不覺恥。大城市裡大、中學生吸毒成風，不同校學生經常因小事集體群毆，道德水準低落，所謂政治菁英，對此危機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社會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各地盜賊如毛，治安敗壞，軍警亦敷衍以對。

1997年七月，東南亞金融風暴來襲，泡沫化的經濟結構，以及腐敗的政治體系，立時暴露出全盤弊端，並瀕臨全面的崩潰困境。半年內美元匯率暴漲三倍，物價當然亦隨之暴漲，小民生活頓時陷入困境。年底更關閉卅多家不健全之私營銀行，人心惶惶。華人響應政府號召，捐款購買生活必需品賑濟貧民，希冀暫時平熄民怨，但效果甚微。全國各大城市大學生展開如火如荼反三劣風(即貪污，勾結營私及裙帶風，亦簡稱KKN)示威，要求政府對金融風暴負責。蘇氏指使親信挑起有計劃及有組織之排華浪潮，企圖將印尼經濟危機起因歸咎華人，於是暴發了舉世震驚的1998年五月暴亂。暴徒在有組織之黑手指揮下，在華人商業區及住宅區進行慘無人道的燒殺劫掠，並對華人婦女施以令人髮指之強暴凌辱。原本蘇氏以為可藉此進行名正言順之鎮壓，希冀可再度鞏固其搖搖欲墜之政權，可是暴亂愈演愈烈，並蔓延至爪哇及蘇島各地，已達失控地步，國內反對集團勢力更聯合大學生攻佔國會大廈，內閣倒戈，終於迫使蘇氏在五月廿一日向全國電視廣播宣佈引退，黯然下台，結朿了長達卅二年的獨裁統治。

繼任者哈比比總統，表面上批評反華暴行之不是，骨子裡反華情結仍在。1998年七月十八日哈氏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時指出，「五月暴亂後逃離印尼的華人即使不再回來，印尼也不會完蛋，反而增加原住民進入工商界的機會」。哈氏當政一年半，顢頇無能，貪污之風變本加厲，整體經濟未見改善，外債不斷高築，1999年七月未深思熟慮，竟允許東帝汶舉行民族自決投票，結果拱手讓東帝汶脫離印尼而獨立。同年十月施政報告被人民協商大會拒絕，衹好鞠躬下台。人協大會另選伊斯蘭教長老瓦希德為第四任總統，挾最高民意之梅嘉娃蒂屈居副座。

瓦希德上任之初，作風頗開明，並深知排華之不可行，乃逐步廢除含歧視性的反華法令，並恢復華人學習及使用華文之基本權利，開放華文報刊發行，允許開辦華文補習學校，2000年正月，明令取消1967年14號總統法令，准華人公開歡度春節及進行各種民俗活動，深獲華人擁載贊譽。但可惜瓦氏視力及健康不佳，內閣人選混雜，雖遊歷各國希冀引進外資，但國內治安欠佳，亞齊省、馬魯姑省及伊利安省騷亂未能妥善解決，積習成風的貪污，官商勾結及官僚裙帶風一時無法消除，法治亦難以恢復，失業率更居高不下，外資仍採取觀望態度，整體施政乏善可陳。2001年七月因糧食局弊案及汶萊捐款弊案未能向人協大會提出完滿說明交代，被人協投不信任票而被迫掛冠，由副總統梅嘉娃蒂接任。

梅嘉娃蒂挾高度民意基礎及身為首任總統之女光環，繼任印尼第五任總統，並成為印尼第一位女性國家元首，上任兩年多，頗能實施開放作風，2002年初更宣佈2003年起訂春節為公假日，深受華社歡迎。內閣經濟班子亦頗穩健，外資開始進入，並逐步將國營企業私營化，整體經濟稍見復甦。但當時百孔千瘡的經濟爛攤子，非短時間內可完全修復。尤其貪污積習難以根除，法治未能樹立，教育制度改革未見成效，經濟雖有改善，但普通百姓沒得到實惠，失業率仍高達10％左右，腐敗現象仍很嚴重，旋即任期已屆。

2004年七月五日，印尼首次實行總統直選，有五組候選人參選，首輪投票以蘇西洛將軍及梅嘉娃蒂領先。依選舉規則，於同年九月廿日舉行第二輪投票，在一億二千萬人直接投票下，蘇西洛以61%的得票率贏得印尼第六任總統寶座，於十月廿日宣誓就職。

蘇西洛現年59歲，1949年9月出生於東爪哇省臨海城市巴芝丹，獨子。1973年他從全國軍官學院畢業後進入軍界，1999年被任命為印尼國民軍地區事務負責人。2000年進入政界，在瓦希德政府內任能源和礦產資源部長，同年被授予四星上將軍銜。不久被提升爲政治、社會與安全統籌部長，該職務被認爲是印尼政府內的首席部長。2001年6月，瓦希德面臨人民協商會議（簡稱人協）彈劾，要求蘇西洛宣布在雅加達等地實行緊急狀態，以便解散人協。蘇西洛拒絕執行而被解職。7月瓦希德被罷免後，由副總統升任總統的梅嘉娃蒂組閣時，重新任命蘇西洛爲政治、社會與安全統籌部長。近年來，印尼發生了多起暴力糾紛和恐怖主義活動，特別是巴厘島爆炸案後，蘇西洛果斷採取措施，他的豐富經驗和辦事能力得到民衆的一致肯定，因而人氣一路上升。蘇西洛辦事果斷、為人溫和，他沒有舊政權時代的不良記錄，在民主改革階段口碑較好，被譽為“清廉先生”。他參與創建的民主黨2002年10月才成立，2004年4月議會選舉時一躍躋身印尼五大政黨，在首都雅加達和一些大城市有大量支持者。 他勝出的優勢在於以全新面貌出現，給支持者以親民、革新的形象。他被認為是一個較爲廉潔和敢於面對挑戰的人。

蘇西洛執政三年多並無令人稱道的業績，但兩次果斷削減燃油補貼的决定，却使他有別於自蘇哈多以來的三位總統中的任何一位。削滅燃油補貼只是這位總統執政初年面臨的無數緊迫問題之一。除了該國最可怕的自然災難即2004年12月26日的大海嘯和一系列致命的地震外，印尼近年還不得不面對國際油價飈升、禽流感、小兒麻痹症和登革熱等挑戰，更不用提巴厘島發生的導致26人喪生（包括3名人彈）、逾100人受傷的三次自殺爆炸案了。與此同時，對於他競選時許諾將致力於解决的三個主要問題：經濟、腐敗和安全，蘇西洛儘管這些方面雖取得了一點進展，但也遭遇了不少挫折。現政府成立反貪新機構，引起社會上兩種反應。因爲前總統梅加瓦蒂執政期間，國會曾立法在2002年底成立反貪委員會，其中由一名主任及四名副主任經由國會嚴格挑選後産生。這個類似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貪機構擁有比現在執法單位更大的權限，即可隨時對貪污嫌疑犯進行偵訊或起訴等等。蘇西洛政府新的反貪委員會成立近兩年以來，完成查辦被暫時停職的前亞齊省長布德的貪污案，布德近日被特別反貪法院判處十年監禁，獲得保釋，正等待最高法院裁决。反貪委員會也揭發中央選舉委員會的貪污腐敗案，獲得不少掌聲，使批評者刮目相看。至目前爲止，已有三位中選會人員遭到拘押。中選會貪污案浮上台面後，另有十六個省級地方選舉委員會也傳出貪污事件。印尼多年來被視爲全球最腐敗的國家之一，但蘇西洛的反瀆職運動（其目的也是爲了擴大貿易和投資）已開始顯示出其威力。

2004年亞齊大海嘯時，蘇西洛做出的明智反應曾贏得國際社會的諸多贊美。他不顧幾名將軍和一些民族主義議員的聯合施壓，允許無數外國戰士和援助工作者進入亞齊省。國際熱心人士爲亞齊省的重建捐贈了數十億美元，可惜由于政府官員的勾心鬥角和官僚作風，重建進程極其緩慢。

不過2005年2月，蘇西洛抓住了與分離主義組織自由亞齊運動（GAM）重續和平對話的機會。經過5輪對話後，GAM終於與政府達成協定，並於8月15日在赫爾辛基簽署了一份和平協定，結束了這場已經奪走1.5萬人（大部分是平民）生命的衝突。該協定解决了如何解除分離組織武裝，進行地方管理和安排GAM成員等核心問題。

印尼是一個多元民族的綜合體，一個乾淨，開明和有前瞻性的政府，應對各族一視同仁，通過憲法制定法律，也通過教育措施來協調各族間的差異和矛盾，加強各族群的文化質素及生活水平，以縮小差異化解矛盾。絕對不能用貶低或壓抑某族群的文化或傳統去消除或解決差異。這是一個國家繁榮富強的最重要關鍵性。美國就是最明顯的成功例子。我們的近鄰新加坡，政府對各族群一視同仁，當地的華族，馬來族，印度族及其他族群都以自己是新加坡公民為榮。印尼全民若能認識到這一點，憑印尼充沛的人力資源及取之不盡的自然資源，要在廢墟中重新站起，應不是難事。

華人生於斯，長於斯，應積極融入主流，與全體印尼人民並肩奮鬥，集合各族群的長處，互相尊重，取長補短，求同存異，攜手並進，共同建設印尼，並促使各民族產生由衷的歸屬感，則印尼終有一天可達致民族和睦，社會文明，經濟繁榮，政治民主化的強國水平。

另一方面華人亦應正視自己的缺點，並加以克服。華人雖擁有祖先遺傳下來的勤儉節約優良傳統，但也有許多不良傳統養成的「劣根性」，例如害怕官府，對政治漠視，受到不公平待遇也逆來順受，委曲求全。而且自私自利，衹顧自個兒賺錢謀生，同族群內沒法團結，如一盤散沙，尤其擅長窩裡鬥，鮮少為整體著想。年輕一代，德育水平低下，平日生活茫然不知所為，經濟條件較佳者，則講究排場，鋪張浪費，炫耀財富，盲目展現自我「優越感」，更妄論敬老尊賢，尊師重道，在在令人側目和反感。

華裔族群必須克服這些劣根性，更要明確認知自身的政治定位。身為華裔印尼公民即要盡到身為公民的義務，熱愛印尼，還要力求真正平等的公民權利。要達到此目標，必須加強團結，自強自救。

華人移居印尼始於漢朝，純屬一種和平的，民間自發的，以謀生為訴求的個別移民行動，毫無佔領土地的野心。華人在此地的謀生活動，直接促進印尼的生產和經濟發展，與荷蘭殖民者統治印尼350年，以及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者佔領印尼三年多的動機完全不同。

不久前在雅加達出版的兩本著名而且頗具影響力的雜誌，為紀念印尼百年來歷史發展而編的特刊中，分別選出五十位及一百位在政經及文化方面代表性人物，其中有十多位華人入選，證明華人在印尼政經及文化發展方面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時代週刊》選出五十名傑出人物，華人佔九名：在政治領域方面選出兩名華人，即曾被蘇加諾譽為「真正熱愛印尼共和國」的陳馬六甲(Tan Malaka，亦名陳昆，又名王松利)及曾任人協議員及國會議員的蕭玉燦(Siaw Giok-tjan)。在經濟方面選出三名華人企業家，即糖王黃仲涵(Oei Tiong-ham)、汽車業鉅子謝建隆(William Suryadjaya)和沙林集團董事長林紹良(Sudono Salim)。法律界及人權鬥士方面選出葉添興(Jap Tian-heng)律師。電影界則以曾連續獲得八屆印尼最佳編劇獎的林全褔(Teguh Karya)為代表。體育界則選出全英羽球賽八次單打冠軍的梁海量(Rudy Hartono)為代表。戲劇界則選出諧星吳平安(Jojon)及Bagio(華裔)為代表。

《論壇週刊》選出一百名傑出人物，華人佔十二名，其中七人與時代週刊選出者相同，即:陳馬六甲，黃仲涵，葉添興，林紹良，謝建隆，梁海量，吳平安。另外五名華人分別是：最早配製出典型丁香煙的企業家林生地，也是「234丁香煙」廠東主兼創建人；印尼最大報業《羅盤報KOMPAS》創辦人歐陽必昆；AQUA礦泉水創建人郭祥茂，其產品佔亞細安各國30至40 %的市場；首創「香茶水」的蘇懷義父子，其產品遠銷歐亞各國；以及家喻戶曉武俠小說家許平和(Kho Peng Ho)，其作品風靡全印尼，華人及印尼原住民皆是他的讀者，對推動印尼文大眾化有巨大的貢獻。

〔註一〕: 40年代初期、日本軍國主義未佔領印尼之前，即先派遣許多間諜以經商或學者身分滲透到印尼各地，他們認識到要使日本皇軍順利進入印尼的最佳策略，即是挑撥原住民和華人之間的對立，所以他們到處散播華人是「支那狗」的論調，如同日軍侵華時辱稱中國為「支那」一樣。日人更散播華人是「吸血鬼」，衹有日本皇軍才能拯救印尼原住民脫離苦海，日軍南進印尼即是為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支那」一詞即由那時開始傳入印尼。

〔註二〕: 1958年12月3日印尼將所有荷蘭企業收歸國有。

別怪我說實話
卡特在競選美國總統時，一位持反對立場的女記者故意找岔。
她向卡特的母親說﹕
「你敢說卡特從未說過謊話嗎？」
卡特母親說﹕
「我兒子也許說過謊話，但都是善意的。」
女記者窮追不捨﹕
「甚麼是善意的謊話？」
卡特母親慢條斯理的說﹕
「譬如，幾分鐘前，當你跨進門時，我說你非常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