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玉珍女士，原籍福建南安，僑居印尼雅加達。民國卅九年來台，進入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後，並曾先後在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新聞研究所、明尼蘇達大學新聞研究所深造。歷任中央日報記者、採訪主任、副總編輯、中央通訊社駐印尼特派員，現任香港時報台灣分社主任。早年曾率良友女子籃球隊，遠征亞洲各國，並為女子三鐵國手，當選過中華民國第一屆時大女傑出青年。她有高度的愛國情操和豐富的人生閱歷，是典型的大時代女性。

沉醉咖啡裡  回憶話當年

那已經是老遠老遠以前的事，當我踏上台灣，如今將近半個世紀，像我這個僑生，能在台灣生根，知道為什麼嗎?

民國卅八年五月，我在上海裨文女中畢業的同時，中共已列隊進入了上海市區，我們兄妹三人，在荷蘭駐上海總領事館撤僑的協助下，倉促地登上了荷蘭客輪直駁香港，因為我的父親在香港等我們。

荷蘭殖民地，也就是當年的荷屬東印度群島是我生長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宣告獨立，成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父親是一位非常熱愛祖國的華僑，他堅持要送我們回祖國唸書，接受祖國教育，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所以初中畢業，便把我送到上海去唸高中。

為了不讓我們荒廢學業，父親堅持我們一定要繼續唸大學；不在香港，不在廣州(當時廣州還沒有淪陷)，父親說：「跟著政府走，一定不會錯，所以你們應該去台灣。」

父親的決定，不但在香港的朋友視他為瘋狂，當印尼家屬知萱這件事後，群起反對，因為那時候中共正叫著血洗台灣的口號，所有海外的華僑，因中共的著於宣傳，都認為中共將很快也統一全中國，創立「新中國」。而我們好不容易能夠從上海脫離險境，卻要去台灣，無異是自投羅網。

但父親是那麼固執，那樣堅持，他完全拒絕共產主義世界，但他又堅持子女們應接受中國教育；他不認為台灣有危險，即使有，也值得冒險。於是，就在他毫不遲疑的決定下，親自送我們來到台北。

當年被視為網壇神童的大哥蘇明德，在海軍學校校長王先登的堅邀下，做了這所學校的新生，而我則一心想進國立台灣大學。不過僑生回國升學，在那個時候，僑務委員會、教育部都還沒有任何考試及入學辦法。於是我直接去拜訪台大傅斯年校長。我是臺灣光復政府遷台以來，第一個自海外到台灣求學的僑生，也許是在那風雨飄搖的時代裡，我的反共及愛國的精神，感動了傅校長，雖招生考試已過，但他創下了特例，給我單獨在校長室測試的機會；通過了他的測試，我就成了政府遷台以後第一個大學僑生。

傅校長面試
教育部核准

我的考卷由傅校長親予評分後，送教育部審核，那時各學校早已開學，在等待核准的這段時間，我則先行返回印尼。後來接獲教育部的通知，於民國三十九年再來台，進入台大外文系就讀。

四年的台大生活，就像我的印尼老家一樣，:我一生中重要的部份。我努力於我的學業，我也享盡了同學的友愛，我曾激動地為社會運動全力付出，我為我的學校在運動上爭取榮譽，我更曾為國家，在亞洲籃球場上爭光。

學校的伙食費，每月新台幣三十元，每餐都是青菜、豆腐，一點油水也沒有，同學們過的是簡樸的生活，那個時候國家沒有錢，老百姓也不富裕；物質上雖然有所欠缺，但大家都能以克難的精神，與國家共渡時艱。學生活的磨練，使我耍茁壯，也使我更能適應任何環境；對我此後數十年的記者生涯，有很大的幫助。

率領良友隊橫掃東南亞

在那龐大優美的學校環境裡，我開始活躍起來，除了參加各項學校社團活動，各校舉辦的戰鬥晚會外，我個人曾奪得校運三鐵冠軍；我也曾代表台北市參加全省運動會，當然我更是校隊籃球代表隊隊長；更使我引以為榮的，是我曾多次被選為國家代表隊「良友」籃球隊隊長。在四十年代的那近十年中，我們南征西討，不但足跡遍及東南亞，而且幾乎每年都遠征韓國，橫掃韓國女子藍壇。

民國四十年及四十二年，台大、師大學生，為了鼓舞前方將士士氣，確保金馬安全，我們發起組織金門前線軍中服務隊。這項服務，至少兩個多月的暑假，都得待在金門前線，與前線官兵生活在一起，為他們服務。那真是一項苦差使，那個時候的前線比後方更「克難」，若不是有那股激盪的愛國熱誠，誰也不會想去。

勞軍到前線，歡笑遍柳營

在台大六十人的總隊成立後，我被選為總隊長，下設總務、康樂、新聞、聯絡、醫護衛生等五組，全隊男生佔五十人，女生只有十人。我們的目的地，一次是金門，一次是澎湖。在國防部的交通支援下，我們在前線一個營、一個連的奔走，我們與部隊官兵一起比賽藍球，我們舉辦各種晚會，我們教官兵們跳土風舞；在晚會中，以說唱逗趣，博取將士們的歡笑。雖然我們不是歌舞演藝人員，但有些錯誤的表演，反而引起將士們哄堂大笑。我們醫學院的同學，更是忙著幫將士們作醫療工作，沒有人閒著，付出的與接受的，都同樣地感勳。

生活在苦澀的前線島嶼上，因為我們的勞軍活動而有了生氣，每年暑假，我們彼此都有著一份期待，盼望每次相聚時，各目激發的歡笑。

我們發現這個活動在那個時候，是多麼重要，於是我們發起成立軍人之友社，作為長期支援前方將士的半官方機構；之後我又代表全體同學拜見當時擔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的蔣經國先生，請求成立青年反共救國團；救國團也在獲得蔣主任的同意下，很快的成立了。隨著歲月均增長，雖然我們漸次地離開了這兩了組織，在歷史上發揮的力量，是難以估計的。

歡樂中的時光，流逝的更快，四年大學生活，就在歡笑中結束。跨出台大校門，我茫茫然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畢業典禮的那一天，台北美國新聞處的處長到學校找我，要我儘快把我台大的四年生活寫出來，美新處負責替我出書，然後分送到全世界，尤其東南亞所有美新處的圖畫館裡，讓各地的華僑青年對台灣的學校環境，有真正的了解，讓他們也能嚮往這裡生活而刮台灣來升學。因為在那個年代，由於中共的宣專技倆，使海外的青年被騙，大批、大批的到大陸去讀書，而到台灣的卻只有我一人。我勇敢地接受了這項任務，在短短的一個月之內，完成了「祖國兒女」這本書。在以後的幾年中，確是有許多僑生因為看到這本書，而選擇了他們到台灣升學的決定。

想做外交官結果當配者

我父親一直希望我能再到美國深造，但是當時的情況談何容易，如果不能獲得全部獎學金，的確很少人有能力供給他們的子女赴美求學。我不想再增加父親的負擔，我答應父親先在台北找工作，獲得獎學金時，再去美國。

我很想做外交官，但必須考試才能進外交部，於是我在拜訪當年擔仕外交部次長的沈昌煥先生，請教他如何準備，請他給我一點意見。沈次長問我有沒有興趣，先在新聞界上作，再作留美的打算，於是他就介紹我去中央日報，我別無選擇，一腳跨出校門，另一腳就走進中央日報。

中央日報在那個時代是國內銷路最廣、水準最高的第一大報，我胡裡胡塗地就派到採訪組工作；我實在是很害怕，因為我自己知道我們僑生的中文程度，是不足以擔任這一份重要報紙的報導工作的，只有拿出勇氣，走一步算一步了。

我的運氣很好，碰到了一位令我終身難忘的採訪主任，他是著名的新聞前輩彭河清先生。現在回憶起來，那確實是個有趣的畫面。彭先生像個幼稚園的老師，很有耐心的，面對著我這個茫然一片的幼童，教我如何採訪，教我如何寫作，我更有幸採訪組裡每一個同事都十分親切，他們都是從南京中央日報一起隨報撤退到台灣來的，有我是第一個從台灣加入他們的陣容。因此他們視我如小妹妹，不斷地幫助我，鼓勵我；現在想起來，我當時真是有一股「傻膽」J，否則那敢接受那樣艱難的職務。

採訪靠傻膽 對象多外賓

對於從事新聞工作，夢想是一回事，實際上我所負的壓力，也是難以想像的。所幸報社配給我一間小宿舍，午餐由報社供應。在這樣一個安定的環境下，生活上沒有顧慮，使我能全心投入工作；我用勤快來彌補我中文程度的不夠，我虛心求教於每一位同事，我對各採訪路線十分注意，我加倍努力去採訪，逐漸地建立一個優秀突出的女記者形象。

我採訪過外國新聞，我從美軍中的一些有趣新聞著手，一連串的報導，使我的興趣大增。我又結交了各國駐華使節的大使夫人，報導外國婦女在台灣的各項活動，寫一些可讀性的在台灣的外國人物趣聞。在當時，中央日報是一份比較嚴謹的報紙，當然有我的一些比較有趣的新聞，很受讀者的喜愛。在那最初的幾年中，我還獨家訪問過世界著名柯影星如約翰韋恩、威廉荷頓、查利士赫斯頓。政治人物、著名作家，也不計其數。尤其世界各國元首及夫人，在台北訪問包括美國總統艾森豪，在白宮訪問詹森總統夫人，在韓國訪問韓國大統領李承晚及夫人，以及越南總統吳廷琰及吳廷柔夫人，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泰國總里鑾披汶等。由於這些報導，不但在申央日報建立了一個立足之點，也同時主新聞界中對女記者的刮目相看。

報導難民潮 冒險訪海燕

我曾去香港採訪大陸人民逃亡香港的難民潮，並連續發表了十幾篇賺人眼淚的難民故事。也曾在韓戰剛結束後，第一個從台北去的記者走上南北韓卅八度分界線，採訪盟軍與北韓在卅八度線的會議。最令我感動也認為最有意義的採訪是，到越南採訪我游擊隊在越南打越共的報導。

一九六二年，我應當年越南第一夫人的邀請，前往西貢。趁此訪問之便，我單槍匹馬走訪美軍顧問團，我向美軍申請一架小飛機，單獨飛往我郵集居所在地—海燕特區。

海燕特區位於越南南端的那個半島，面積大約七百平方公里，周圍是越共最猖狂的地帶，所以飛行在此一地帶的上空，確是非常不安全。最小型的飛機，才能降落在海燕特區的狹小的跑道上，所以飛機只有兩個座位，駕駛員和我。飛行時間需要一小時半，飛行員羅所上尉，在飛行途中一直全神貫注，氣氛頗不尋常。

小型飛機不能飛得太高，會被強大的風力吹離航道，飛得太低隨時會被越共擊落。難怪在西貢時，幾位愛國僑領聽說我要去海燕特區採訪，曾再三阻止，勸我不能冒這個險。

年輕又好強的我，認為如果放棄這麼好的新聞題材，那才會在我的記者生涯中感到遺憾。我那股傻勁兒使我忘了害怕，一心只想採訪那麼令人振奮的新聞。

越南金鷗海燕特區，經由越南政府同意，準許一千五百多名自中國大陸撤退來此的部隊及難民定居，而由天主教的阮樂化神父領導下，成立了一支反共游擊隊，他們把這兒定名為平奧村。

神父是英雄碧血照丹青

從大陸到越南，以及傳奇人物阮樂化神父的一生，那是一個離奇而遙不可及的故事；故事中充滿了同胞之愛、手足之情，以及大義凜然，使人熱血沸騰的反共史蹟，直到越南淪亡，這個故事也就隨著結束;一千多名在海外默默從事反共戰爭的弟兄們，也就這樣無聲無息地倒了下去，離開了人間，他們拋頭顱、灑熱血的愛國情操，早已被世人所忘。

飛機停妥，走出機艙，一千五百多名男女炎黃子孫，列隊在那兒等我，他們離鄉背井、身處異國的一個破落地帶，他們已在僅僅為了溫飽，他們的生存，只是為了反共。

我開始激動了，我流著淚走下飛機，走向這群手持槍彈、衣著破爛的異鄉同胞。
阮神父帶著我，走上一所操場的司令台，面對著這群為生存而無所選擇的游擊英雄們，我們一起肅立敬禮，一起流著淚水唱完國歌，一起昂首望著漸漸昇起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直到阮神父介紹給他們：「第一位來自由祖國的記者」時，我已泣不成聲。

心有千千結 溫情寄天涯

在遍地泥濘沼澤的平奧村步行參觀，在阮神父的辦公室裡，聽他敘述游擊健兒與越共作戰故事。那兒不但寸草不長，也沒有淡水，他們靠著雨水過日子，有時也到別的村落的池塘中搬運飲水；靠著美軍不定期的飛機，載給他們一些食品補給，他們就這樣活在毫無奢望的環境中。

天快黑了；羅索上尉再三的催我快速離去。貼著窗口，望著上午才歡迎我、現在又來送行的朋友們，我的淚水潤濕了玻璃窗，一片模糊，我再也看不清簡陋跑道上的人影。一陣震盪，羅索上尉急促地帶我離開了地面。

游擊隊的故事，以後一直縈繞在我心頭，我在中央日報為海燕特區的連續報導，引起了廣大的回響，不停的電話，不停的書信，以及不斷的捐贈。書籍和卡基布、作戰服，都是他們最需要的。我忙著寫信，代寄書報，這些來自各方的溫情，多少填補了平奧村裡同胞的失落感。

國手兼記者為國爭光榮

從早期的市政、教育、外事、政治新聞路線的變動，最後我擔任了體育記者，因為我喜歡運動，特別是籃球。對於這條採訪路線，使我的採訪路線，使我的工作更為得心應手。我國參加在智利舉行的第五屆世界盃籃球賽，我是第一個隨隊採訪的記者，那確實是一次令人興奮的旅行，不僅僅是沿途發生了許多對球迷來說極為有趣的事，而且我們還贏得了我國歷史上世界籃球賽的最高名次(第四名)。這件轟動國內的大事，由於只有我獨家報導，從球隊集訓到出發勝利歸來，在那一段長達三個多月的時間裡，讀者、球迷每天關懷球員的生活和球隊的狀況。透過我的報導，使我和讀者的距離更近了。一直到現在，不論在什麼場合，一經友人介紹，對方便會說：「蘇玉珍？呵！那個寫體育的，也是籃球國手的是不是？」
很多球迷、讀者，都知道我是打籃球的」，寫「體育新聞的」，其實，我最引以為榮的是在我記者生涯中，我對海燕特區的幫助和報導更具意義；我所寫「五月香港難民潮」的難民故事，更能感動人心，認清中共真面目。偏偏多人都把這些事忘了，最能記得的卻是體育。

榮獲第一屆 傑出女青年

美國新聞處為我出版的「祖國兒女」，以及我在海燕特區冒生命危險的採訪還有許多在報紙上看不到的我所付出對國家社會的貢獻，使我當選了第一屆全國十大傑出女青年，在這之前，我已先獲得先總統蔣公頒發給我的陸海空軍褒狀。
民國五十八年，中央日報社長曹聖芬在他的辦公室裡約見我，曹社長說：中常會已通過，我國要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設立中央通訊社特派員辦事處，中央社社長馬星野先生，希望我能為國家在那個沒有邦交的地方去作先頭部隊。曹社長說：為了中央日報，他捨不得我走；但為了國家，他希望我考慮。

此後大約一個星期，我接受了中央通訊的聘書，結束了在台北經營了十年的家，提著行囊直奔雅加達，為中華民國在印尼設立了第一個資訊站。

重返雅加達中央設分社

儘管蘇哈托總統以擊敗共黨政變，取代蘇卡諾而掌握了政權，而潛伏的共黨殘餘份子，依然使人有一種不安定感。

在我目旅館遷入新居的一週後，深夜來了廿多個便衣身份不明的人，他們持刀槍破門而入，屋頂上也爬了十多人，搜索了廿分鐘揚長而去。事後才了解，就是那些印共的殘餘份子故意前來恐嚇的。

經過這一次的驚嚇之後，我和我的家人每到夜晚就十分緊張，因為在完全缺乏官方接觸的空間裡，我無從投訴，我也無處要求保護，那種孤獨、無助的感覺，一直持續了一年多。直到榮民工程處，中華民國駐雅加達商會，中華航空公司先後在雅加達設立辦事處，精神上的壓力，才漸斬隨時日稍減。

當印尼方面同意讓中央社設辦事處有一個條件，那就是中印雙方的關係，以及雙方官員的交往、訪問都不能發佈新聞。因此，在印尼的這段期間，是我在新聞工作上表現最弱的時候。但是國內到印尼來的人，官方的、非官方的都有，何應欽、谷正綱、孫運璿、馬紀壯、沈昌煥、李國鼎、蔣緯國、王昇等長官諸公，全都在那段時間先後訪問印尼，我得盡力陪同專會參觀，並安排與僑胞見面；其他如歌星、漁民在印尼出了事，我亦得多方奔走，幫他們解決困難。這些公私事務卻佔去我不少時間，能夠在新聞上發揮的，可說少之又少。

民國六十七年，我又回到心理上親切、視覺上卻已陌生的台北，而且又回到了中央日報。台灣的新閒界，好像有一個不成文規定，那就是年級大了，就不能再擔任採訪工作，否則人家會笑你沒出息，混了那麼多年還在跑新聞。從事新聞工作已二十五年，若中央日報再讓我擔任外勤工作，出去採訪，實在也說不過去，所以我就被安置在編輯的位子上。過著晚餐匆匆，盯著文字熬著通宵的生活。十年熬夜的日子，是很苦的。一直到七十七年，我被調到香港時報台灣分社，才恢復我正常的生活，一直到現在，我依然是香港時報台灣分社主任。

校友有六萬 僑社見精英

前不久，與幾個僑生閒聊，大家才知道三十餘年來，畢業於國內大專院校的僑生人數已接近六萬人，其中絕大多數均返回僑居地拓展事業，在行政、文教、新聞、農、工、商、醫護等各界，均有卓越成就，對僑社發展與當地國家建設均頗多貢獻，而留台在台灣發展的人數也有數千人，各行各界都有，也很有成就。我們談到一些在野人士為何抵制僑選立委，為何侮辱在台灣升學的僑生時都十分氣憤。僑生回國求學，政府降低錄取標準，也有他的政策面，無可否認的不論是僑生，或是年長的僑領，從歷史到現在，甚至未來，都有他們為國家社會所作貢獻的一面。

因此我們都有一個共識，我們要在國內成立一個大專畢業僑生同學會。我們要有聲音，在有人侮辱我們的時候，我們也能代表六萬個會員，以及海外千千萬萬僑胞的心聲，發出怒吼。

其實，早在民國四十五年，我們就已經成立了大專畢業僑生同學會，那個時候的人數很少，又缺乏經費，我連續做了幾任會長，一直到我被派往印尼擔任特派員為止，這個組織也就不了了之。

匆匆地走過四十年，杯裡的咖啡已盡，然而我依稀又看到我自己蠻神氣地率領六十人的隊伍在金門歡笑，我也還清楚地記得我滿臉淚痕地飛離海燕特區，我更清楚地看見我自己提著行囊走出雅加達機場，當我坐在現在的辦公室裡，我不否認還有點悵然、落寞的許多傷感！

年輕的時候，我們都有一個方向，那就是努力讀書，努力工作就有前途，那個時代也確是如此。

這幾天，在中華電視台的新聞節目中，記者吳小莉到香港調景嶺訪問，幾個被訪問在調景嶺長大的青、壯年，在鏡頭前泣不成聲，無法表達他們對國家的憂心。他們說：九七以後不一定到台灣來，因為國旗被燒，總統的宴會中桌椅被翻落的事件，都不是他們能夠忍受的。